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定五年規劃的經驗與啟示

作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制度載體，五年規劃伴隨新中國發展歷程不斷演進，既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施工圖”，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生動體現。從計劃經濟時期奠基獨立工業體系，到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探索改革適配，再到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聚焦結構優化，五年規劃在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新時代五年規劃實現全方位創新，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構建新發展格局、發展新質生產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站在“十五五”謀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節點，總結歷史經驗、錨定重點任務，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五年計劃（規劃）的發展歷程

從“一五”到“十二五”，五年計劃（規劃）始終立足不同階段國情，在實踐中破解發展難題、積累治理經驗，既推動了國家綜合國力躍升，也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積蓄了堅實力量，更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一五”至“五五”計劃時期，新中國以五年計劃為抓手開啟工業化建設，核心目標是建立獨立的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53年啟動的“一五”計劃，集中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助的156項重點工程為中心、由694個大中型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在夯實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基礎的同時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絕大多數指標大幅超額完成，不僅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制度，更為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筑牢根基，“解放”牌汽車下線、武漢長江大橋通車等標志性成就載入史冊。“二五”計劃開局后，因急躁情緒出現指標脫離實際的情況，但1961—1965年通過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使國民經濟恢復平衡，其間萬噸水壓機研制成功等突破持續夯實工業根基。1966年開啟的“三五”計劃，因當時緊張的國際形勢而聚焦三線建設，將投資重點向中西部重工業與國防工業傾斜，但其間受到“文化大革命”沖擊，最終在1969—1970年集中發力才基本完成目標，攀枝花鋼鐵廠投產、“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等成就見證了這一時期國防與工業實力的躍升。在戰備條件下開始的“四五”計劃，指標再度層層加碼，疊加林彪集團的干擾，導致經濟效益滑坡。其間雖經1972—1973年周恩來主持調整、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實現經濟回升，但政治形勢的波動一再沖擊國民經濟，以至于“五五”計劃未能正式出臺。縱觀計劃經濟時期，五年計劃在曲折探索中前行，指引中國建成了獨立的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也在平衡積累與消費、優化產業結構、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留下了需要解決的問題。

“六五”至“九五”計劃時期，五年計劃錨定體制改革與經濟結構調整核心方向，在理論創新與實踐突破中開創發展新路徑，為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提供了堅實支撐。1979年中央確立“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破解此前基建規模過大、積累率過高、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失衡等突出問題，“六五”計劃在此科學部署下，首次明確經濟戰略從“以數量為中心”轉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并將經濟體制改革上升為提升效益、實現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通過深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啟動城市國企改革試點等舉措，激活了經營主體活力，推動工農業比例顯著改善，糧食產量穩步提升、輕工業產品供給日趨豐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七五”計劃進一步深化改革探索，提出改革優先、總量平衡、效益提升、產業結構優化等11條重要原則，不僅突破以往計劃單純注重數量指標的局限，更構建起包含生產建設、科教文衛、體制改革、民生保障的完整目標體系，計劃工作的系統性、科學性實現重大躍升。“八五”時期，面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階段性過熱，中央保持戰略定力，通過整頓財政金融秩序、清理違規項目、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完善金融調控體系等精準舉措，成功推動經濟“軟著陸”，更實現國民經濟供求關系從“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歷史性轉變，商品供給日益充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顯著增強。“九五”計劃立足新階段特征，明確“兩個根本性轉變”戰略，為經濟體制徹底轉型與增長方式從粗放向集約優化指明方向，即便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仍通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內需等舉措穩住發展大局，在復雜國際環境中彰顯了我國經濟的韌性與調控能力。當然，轉軌過程中也面臨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協同銜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消費需求持續激發等方面的挑戰。

“十五”計劃至“十二五”規劃時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五年規劃制度更加成熟定型。這一時期，我國立足“買方市場”特征，以“轉方式、調結構”為主線推動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與人民生活水平實現歷史性躍升。從“十五”計劃聚焦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到“十一五”規劃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結構優化，再到“十二五”規劃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強調統籌協調，五年規劃始終緊扣時代需求，構建起以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為核心的增長引擎。“十五”時期，2001年加入WTO打開國際市場空間，出口規模年均增速超20%，帶動制造業加速升級，形成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2002年國有土地招標拍賣掛牌制度實施，為地方政府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優化招商引資環境提供了支撐，2003—2007年經濟連續保持兩位數增速，GDP總量突破30萬億元大關。經濟快速發展不僅帶來規模擴張，更轉化為民生福祉的顯著提升，通過稅費增長支撐取消農業稅、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重大舉措，近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十一五”和“十二五”時期，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落實，面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我國迅速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通過加大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實施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完善社會保障與就業扶持政策，不僅抵御了外部風險，更推動經濟在全球率先復蘇，2010年成功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這一時期，我國在高速鐵路網建設、特高壓輸電技術、載人航天工程、互聯網產業等領域取得突破性成就，產業體系不斷完善、創新能力持續提升，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積累了雄厚物質基礎與技術儲備。同時，發展中也面臨內需結構優化、生態環境保護、地方債務風險防控、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等課題。

從“一五”計劃到“十二五”規劃的實踐，引領中國完成了工業化奠基與體制轉型，實現了經濟規模與民生福祉的提升，并探索出契合國情的發展思路。雖然過程中存在有待完善之處，但所積累的物質基礎與治理經驗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筑牢了厚實根基。

新時代五年規劃的實踐創新與輝煌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五年規劃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制度載體，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科學指引下，實現了從規劃理念到實施路徑、從發展動能到治理方式的全方位突破，不僅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如期實現，更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展現出強大實踐效能，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指南針”和“施工圖”。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研究“十三五”規劃建議時，首次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一理念深刻把握新時代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從根本上扭轉了傳統發展中“重速度輕質量、重規模輕效益”的傾向，為“十三五”規劃編制確立了核心遵循。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明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將新發展理念與具體改革舉措深度融合。2016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正式將“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寫入總則，明確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標志著新時代五年規劃正式進入“理念先行、質量優先”的全新發展階段。

“十三五”時期，面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的外部環境，以及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的復雜局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地見效。在去產能方面，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1.7億噸和10億噸，關停水泥產能3億噸、平板玻璃1.5億重量箱，為新興產業發展騰出空間；去庫存方面，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從2015年年底的7.18億平方米降至2020年年底的4.98億平方米，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趨于合理；去杠桿方面，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勢頭得到遏制，金融風險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降成本方面，累計為經營主體減負超過7.6萬億元，有效緩解企業經營壓力；補短板方面，民生保障水平顯著提高，貧困地區基礎設施顯著改善，為全面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在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雙重推動下，“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效益顯著提升。國內生產總值從不到70萬億元增加到超過100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顯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穩居世界第二，貨物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一，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再創歷史新高。農業現代化穩步推進，糧食年產量連續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制造強國戰略深入實施，高技術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分別增長10.3%、8.4%、9.5%。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從2015年的2.07%提升至2020年的2.4%，超過歐盟平均水平，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60%，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級計算、量子信息等領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3.2%，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到87%，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達到83.4%。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5年的21966元增至2020年的32189元，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如期實現，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了堅實基礎。

進入“十四五”時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局重構，中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決策成為“十四五”規劃編制的核心戰略導向。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將新發展理念與新發展格局有機結合，形成了“理念—格局—路徑”相互支撐的規劃體系。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十四五”時期，我國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堵點痛點。在生產環節，聚焦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推動產業鏈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延伸。在分配環節，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從2020年的0.468降至2024年的0.465，2024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從2020年的2.56降至2024年的2.34。在流通環節，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2025年上半年，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比重降至14%，較2020年下降0.7個百分點，流通效率持續提升。在消費環節，出臺一系列促消費政策，推動汽車、家電等大宗消費升級，發展新型消費，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主引擎的作用日益凸顯。同時，我國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2024年版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限制措施由2021年版的31條減至29條，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十四五”時期，我國已成為157個國家和地區前三大貿易伙伴；2024年，我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22.07萬億元，占我國進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50%，更好利用了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在“十四五”規劃實施過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對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的科學判斷，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重要論斷為“十四五”時期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指明了方向，成為規劃實施的重大突破點。“十四五”以來，我國科技創新實現新突破，研發經費投入屢創新高，2024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超3.6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首次躍升至第10位，比2020年上升4位，在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中保持領先地位，百強創新集群數量位列全球第一。科技自立自強步伐加快，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國產大飛機C919開啟商業飛行，嫦娥六號完成月背采樣，天宮空間站全面建成并進入應用與發展階段，國防科技取得一系列震撼世界的成就，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通信、高端芯片等前沿領域創新碩果累累，我國正從全球制造中心大步邁向全球創新中心?，F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制造業第一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不斷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

“十四五”時期，我國在規劃實施中也面臨一些挑戰，外部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對我國外貿外資產生一定影響；國內經濟仍面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等風險隱患；科技創新能力仍需提升，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尚未根本解決；重點領域改革還有不少硬骨頭要啃，開放制度創新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仍需加強；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依然存在，生態環境保護壓力不減。但總體來看，“十四五”規劃實施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作用充分彰顯，新發展格局的構建穩步推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動能持續增強，為“十五五”時期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全球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五年規劃制度的歷史經驗與“十五五”規劃的戰略重點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五年規劃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自1953年“一五”計劃啟動以來，這一制度歷經計劃經濟時期的奠基探索、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改革適配、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結構優化，再到新時代新發展理念引領下的質量躍升，不僅推動中國從落后農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更在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經驗。

首要核心經驗是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規劃沿著正確方向推進。從“一五”計劃依托蘇聯援助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奠定工業化基礎，到“十三五”規劃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十四五”規劃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每一個關鍵規劃的制定與實施，都是黨中央科學研判國情世情、統籌戰略全局的結果，彰顯了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領導是確保五年規劃始終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回應人民群眾需求的根本保證，必須一以貫之堅持并不斷完善。

第二條重要經驗是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讓規劃目標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一五”計劃之所以能超額完成，關鍵在于其指標設定立足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基礎薄弱的實際，聚焦156項重點工程等務實任務，既避免了好高騖遠，又確保了資源集中投向關鍵領域；而“大躍進”時期的教訓則警示我們，要避免脫離實際的高指標。進入新時代，“十三五”規劃將脫貧攻堅作為硬任務，“十四五”規劃錨定高質量發展主題，均是基于不同階段發展特征的科學決策。這種“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是規劃具備可操作性、能夠落地見效的前提，也是確保發展不偏航、不走樣的關鍵。

第三條經驗是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計劃經濟時期曾存在“重積累輕消費”傾向，導致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改革開放后，“六五”計劃首次將改善民生納入重點任務，“十三五”規劃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十四五”規劃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些轉變深刻印證了“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價值取向。只有始終將民生需求作為規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圍繞人民群眾關心的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問題謀劃發展，才能凝聚最廣泛的發展合力，確保規劃獲得人民群眾的衷心支持。

第四條經驗是必須堅持改革創新，讓規劃體制機制與時代發展同頻共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指令性計劃，到轉軌時期“六五”計劃引入市場機制、“九五”計劃提出“兩個根本性轉變”，再到新時代“十三五”規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十四五”規劃構建新發展格局，規劃的內涵與外延始終隨改革深化而拓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規劃從“經濟發展”單維度轉向“經濟社會生態”多維度，從“數量增長”導向轉向“質量效益”導向，正是改革創新賦予了規劃制度持久生命力。可以說，每一次規劃理念的更新、實施路徑的優化，都是對時代發展要求的主動回應，也是推動規劃制度持續煥發生機的動力源泉。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五年，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的新形勢，必須立足歷史經驗、聚焦突出問題，在以下重點領域發力突破。

第一，錨定高質量發展首要任務，以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體系升級。當前，我國制造業規模雖居全球第一，但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水平仍需提升，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十五五”時期須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在保持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穩步提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基礎研究占比，集中力量突破芯片、高端數控機床、生物醫藥、航空發動機等領域核心技術，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深化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培育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綠色制造等新業態新模式，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和增強制造業第一大國地位。

第二，深化擴大內需戰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我國內需潛力巨大，但居民消費能力不足、消費意愿偏弱仍是短板。“十五五”時期須完善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機制，推動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盤活農村集體資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同時，健全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養老、醫療、失業等保險覆蓋面，減輕居民在教育、住房、醫療等領域的支出壓力，增強居民消費信心，釋放消費潛力。此外，須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優化流通體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動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有機銜接，讓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壓艙石。

第三，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當前，我國城鄉發展差距仍較明顯，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也需要進一步破解。“十五五”時期須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健全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機制，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推動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促進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同時，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完善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重大戰略配套政策，加大對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支持力度，通過產業轉移、要素流動、對口協作等方式縮小區域發展差距，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第四，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我國生態環境質量雖然總體改善，但單位GDP能耗較發達國家仍有差距，碳達峰碳中和任務依然艱巨。“十五五”時期須加快發展新能源產業，擴大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裝機規模，推動能源結構綠色低碳轉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推進工業、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節能降碳，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同時，嚴守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加強長江、黃河等重點流域生態治理，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健全生態補償機制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讓綠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鮮明底色。

第五，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加速，我國需要以更高水平開放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十五五”時期須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進一步放寬服務業、制造業等領域市場準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保障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同時，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拓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綠色能源、數字經濟、健康衛生等新領域合作，提升合作質量和效益，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此外，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進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在開放中增強發展動能、拓展發展空間。

第六，統籌發展和安全，筑牢國家安全屏障。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當前我國面臨的科技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風險挑戰不容忽視。“十五五”時期須加快科技自立自強，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確保重要產業、基礎設施、戰略資源等關鍵領域安全可控。同時，加強糧食、能源等戰略物資儲備，完善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確保糧食年產量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安全。此外，健全金融風險防控體系，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維護金融市場穩定，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為高質量發展營造安全穩定的環境。

來源：河南日報.

作者：李揚（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生教研室主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