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6日舉行的“第四屆中國工業發展論壇-‘十三五’中國工業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表示，經過“十二五”時期的發展，中國已經從工業化中期逐步步入到工業化后期。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所長黃群慧表示，盡管當前中國經濟階段轉換造成了經濟增速趨緩，但經濟結構高級化的特征日益明顯，這表明，中國工業正在步入增速趨緩、結構趨優的“新常態”中。“十三五”時期，有望成為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最后沖刺期，“十三五”末期將基本實現工業化。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1月6日發布的《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5-“十三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展望》(以下簡稱《工業報告》)指出，新一輪產業變革中涌現的新型生產系統將有效克服第二次工業革命剛性生產方式的問題，為我國工業產能過剩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加快新型生產方式的導入，從生產層面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問題。
　　
　　產業政策需進行五方面調整
　　
　　黃群慧解釋，“十三五”時期，既有的產業政策必須在新的國際競爭規則建立和國內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及時進行調整，提出了涵蓋五個領域的一攬子產業政策調整建議方案。
　　
　　其中，在科技政策上，從重點突破到全面創新。《工業報告》建議推出我國的《現代工廠建設計劃》，加快培育中國的“母工廠”;切實提高科技資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加快共性技術機構和科技基礎設施建設。
　　
　　在組織政策上，從促進集中到培育生態。黃群慧建議，亟待加強國內企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技術合作;推出更加適應高技術創業和高技術小微企業要求的全生命周期技術扶持項目，政策資源配置的重點逐漸由大企業向高技術小微企業轉變;加強對落后產能的退出援助。
　　
　　在區域政策上，從激勵投資到優化環境。既有的與成熟產業快速擴張相適應的地方政府激勵結構，必須根據先進制造業的技術經濟特點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進行兩方面調整。
　　
　　具體來說：第一，將目前以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系逐步轉變為以所得稅、房產稅、遺產稅、社會保險稅等直接稅為主體的稅收體系，弱化地方政府的唯GDP最 大化沖動;第二，改變目前先進制造業政策遍地開花的思路，通過鼓勵少數有條件的地區通過開辟和建設先進制造業發展特區的形式實現地區間的有控制的競爭。
　　
　　在開放政策上，從驅動增長到整合資源上。《工業報告》提出，開放政策的重點要逐漸從促進“引進來”到鼓勵“走出去”轉變，從首先瞄準發達經濟市場再向新興經濟市場拓展可能更有利于產業的技術能力和長期競爭優勢的培育和積累。
　　
　　此外，在人才政策上，從吸引精英到形成梯隊。“我們要逐步由過去單純重視精英型研發人才的培育和引進，轉向同時關注工程師、高技能工人和一般產業工人通用技能提升的政策導向，重點是構建由企業、技術學校、研究型大學和改革服務機構共同組成的終身學習體系。”黃群慧解釋。
　　
　　以改革化解產能過剩
　　
　　工信部原總工程師朱宏任指出，“十三五”我們要更加重視夯實工業邁向中高端的增長基礎，更加重視化解產能過剩，更加重視推進創新引 領，更加重視深化改革，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結構性的問題。
　　
　　朱宏任解釋，“有一次我到知名的民營鋼鐵企業進行調研的時候，在我們一起談到產能過剩危害的時候，大家都是有共識的。但是，這個老板最后跟我講了一句，他說只要還有國有企業存在，我死就一定死在國有企業之后。”
　　
　　朱宏任分析，“實際上，這句話也從另外一個方面告訴我們，在我們推動結構調整，推動動力重塑，包括我們積極推進產能過剩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視體制機制的改革。”
　　
　　黃群慧提出，產能過剩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必然產物，對于產能過剩，現在的政策建議更多限于給定的技術范式之下，對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性鮮有關注。
　　
　　黃群慧分析，事實上，方興未艾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為我國從根本上打破“產能擴張-產能過剩-化解產能過剩-產能再擴張”的循環帶來了戰略機遇。
　　
　　資料顯示，目前，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強國已經在國家層面上積極應對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美國已經在“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框架下加速新型制造技術等突破和示范性應用，德國“工業4.0計劃”旨在構建智能工廠，日本回歸產業政策鼓勵企業采用新型制造裝備。
　　
　　黃群慧建議，在新背景下化解產能過剩的戰略思路，必須主動把握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機遇，加快戰略布局：一方面形成化解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真正做到尊重規律、標本兼治;另一方面加快我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促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發改委產業協調司原巡視員賀燕麗建議，在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中，國家需要拿出一部分錢，來解決化解過剩產能帶來的企業破產、兼并和重組，避免出現比較大的社會動蕩問題。